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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晓光    不辞千辛万苦 找得万斛石油

 

 

  人物小传

  童晓光,1935年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高级顾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参加过大庆、辽河、塔里木等地的石油勘探,渤海湾盆地、中国东部和全中国的石油地质研究。

  2005年,童晓光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谈起自己的工作,“就是找石油嘛。”74岁的童晓光院士谦虚地说。在他的办公室里,满墙都是油井分布图。

  找石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有些人以为地下埋藏的石油以“油海”的形式存在,既然是海,那么只要把钻井安置在大致不差的地点,油总是能够被抽出来的。这个想法是天真的,实际上,与其说石油是以地下海的形式存在,不如更形象地说,油田是由大大小小的“葡萄串”组成,它们是被隔离开的。因此,所谓钻井,就是要准确地将井口放在一粒“葡萄”的顶部,如果放歪了,或者打歪了,不仅打不到需要的油量,甚至完全打不到油。即使一个油田算是发现了,以后为了把“葡萄串”吃光,还要持之不懈地继续为不断增多的油井寻找准确的井位。

  童晓光的工作就是确定这样一个井眼的具体坐标。

  他的一生都在找油。抱着为祖国找油的理想,他从黑发找到白发,把自己的青春与热情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为探清我国油气田分布规律和勘探方向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自己的工作,童晓光的评价简洁朴实,“没有什么比发现一个新的油气田更能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了。”

难忘的艰辛岁月

  夏天蚊子大得像小蜻蜓,冬天零下30多摄氏度的刺骨严寒,童晓光就在这样的艰苦磨炼中学习着成长着。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

  一首老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至今仍在传唱,一种精神,至今仍在延续。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已流传半个世纪,不仅因为她旋律优美,更因为她把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成功地结合起来,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

  1955年,响应建设祖国的号召,童晓光报考了南京大学区域地质学专业,1959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他留在了学校继续深造。在南京大学他学的是传统的地质学,主要是做关于地质构造的研究,到研究生毕业时,他选择了做研究苏北的地质构造的论文。正是这篇论文,改变了他后来的道路。

  传统的地质学主要是从地表岩石入手进行研究,但是苏北地区主要是平原,地表没有露出的岩石,因此研究苏北地质构造没法从地表开始。研究苏北的地质结构,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地球物理勘探的方法,另一种就是打井取出岩石样本。“这两种方法一般都是石油勘探的人去做。我写论文是不可能有财力和人力去完成的,因此为了做论文,我来到了石油勘探部门。”就这样,童晓光第一次接触到石油勘探。

  论文还没做完,童晓光就觉得通过地球物理方法来研究地质非常有意思。通过现场勘探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让他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最重要的是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地质理论研究变得更有意义。于是,毕业时他放弃了留校执教的机会,而在分配志愿上填上了到石油部去工作。

  毕业后,童晓光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石油部的研究院。刚进研究院,童晓光主要负责深层地质研究。“那时候打了一口4000多米的深井,要我们预测如果继续往下钻可能会打到什么地层,会不会有油气出现。”地质构造和分布这些与童晓光所学的东西有很大的关联,通过岩石样本的分析基本能预测往下打是什么地层,这种地层下又是什么样的。在这方面,他比搞石油的人要清楚。但因为在学校时他没有学过石油地质,与真正搞石油的人还有很大差距。

  童晓光回忆说,“当时的工作还是挺累的。白天工作,晚上要加班,加班完后是政治学习,基本上每天晚上12点后才能睡觉。”

  “刚来的时候,我也不了解情况。有天晚上12点之前我准备去睡觉,同事们都非常吃惊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早睡觉呢?’”童晓光回忆说,那时候没有周末,10天才休息一天。对于年轻的童晓光来说,“最让人吃不消的就是困,想睡觉。”

  只有学习,才能赶上他人。童晓光利用吃饭、睡觉的时间,看完了石油地质方面的专业书籍,研读了当时研究所里的所有资料。很快,他从一名地质学研究生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好是大庆油田会战时期。1949年,我国年产石油仅12万吨,靠西方的“洋油”过日子。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一举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当时,当石油工人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石油勘探非常辛苦。背个小包,风吹日晒,“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搞勘探的。”童晓光开玩笑地说,“特别是碰到深层地质预测时,研究院的专家必须呆在井上,与打井工人同吃同住。住的都是大工棚,一张大通铺,六七个人一字排开。”

  夏天,童晓光印象最深的就是蚊子。“个头像小蜻蜓,咬着你都不肯松口。”如果是晚上在打井现场,全身都得罩起来,不能有露在外面的部分,要穿长袖衣服,还得戴手套,头上要还要戴防蚊帽。夏天再闷再热,也都需要这副打扮。

  冬天,气温到了零下3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刮得人脸生疼。童晓光和同事们乘解放牌卡车外出勘探时,就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没有任何遮挡,一任刺骨的北风往脖子里灌。

  “那时年轻啊,一件棉袄、一件毛衣就能顶住。穿的棉袄都是一道一道地扎住的,就是为了不让棉絮到处跑,能更暖和些。帽子是狗皮帽,鞋是黄色的大头翻毛皮鞋,耐穿,但特别沉。”童晓光平静地回忆着当年的艰辛。

  在井场的雪地里,冻得连说话吐字都不清楚,但看着那些坐在雪地里热情的石油人,听着他们高昂的号子声,童晓光再一次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因为井位的坐标是由他给出来的,一旦标错了,怎能对得起这些可爱的石油工人们!

奔走在找油事业的旅途中

  从大庆油田到辽河油田,从渤海湾盆地到塔里木盆地,童晓光的足迹遍布华夏,为我国的石油开采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童晓光一生都在找油,辽河是他最难忘的地方,他在辽河呆了10年。如果说大庆油田让他迈进石油勘探的大门,那么辽河油田是他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为辽河找到了油,辽河也锻炼了我,让我真正感受到找油的成就感。”

  1965年底,大庆油田的领导决定将勘探范围从大庆油田扩展到整个东北。于是大庆油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勘探小组,童晓光任组长。

  摆在技术人员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地震资料不精确,大部分地区的基底深度不清,地震反射的连续性差。通过对前人在东北做过的研究资料的分析,童晓光决定采用区域地质研究的方法,试着建立接近实际的地质模式以指导地震构造成图,很快他便确定辽河凹陷是典型的大陆裂谷盆地,凹陷由多个断陷组成。这就意味这个盆地下面拥有多种类型的油气藏,存在多套油气层系。

  1967年3月,童晓光以石油部专家组成员的身份第三次踏上了辽河这片土地。刚开始按发现大庆油田的思路来找油,虽然有一些成果,但没有发现很大的油田。

  当时主要有两个点————东部洼陷和西部洼陷。东部洼陷打了12口井,西部有1口。童晓光说,“虽然西部洼陷的井没有出油,但是岩芯里都有油。既然岩芯里有油,那说明这个洼陷是生油的,只是打井的位置不对。”因此,童晓光向专家组提议向西部勘探。

  没有地震队,石油勘探无从谈起。童晓光就向领导要了一支地震队过来。童晓光跟着地震队风餐露宿,一公里一公里地做地震测试,一片地方就要耗时几个月。到了第二年夏天,专家组根据地震波的数据将西部的地质结构解释出来了。通过数据分析,很快便确定了西部凹陷油气最为富集。1968年,由童晓光确定井位的油井出油了。

  这个发现当时轰动了整个石油部,辽河油田的大规模开发会战由此开始。凭此成就,童晓光获得了辽宁省优秀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

  辽河成了童晓光的第二故乡。他在辽河一呆就是10年。10年中,童晓光的妻子和孩子一直都在北京。一家人若想团聚,一般都是远在北京的爱人请假来油田。“那时候,夫妻因为工作原因分居两地很正常。一切都以事业为重。”童晓光说,“家里的事我基本上没管过,全是妻子一个人在家里忙。送孩子上学、陪孩子看病,都是她一个人。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也是我妈来帮我照顾爱人和孩子。”

  全身投入、忘我工作,童晓光的辛苦换来了沉甸甸的成果。1977年,童晓光完成了辽河油田地质特征和油气分布规律的总结报告。正是这份报告,奠定了日后辽河油田蒸蒸日上的前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童晓光开始了对渤海湾盆地的地质基础和油气聚集规律的研究,参与了渤海湾盆地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理论的建议,划分了8种复式油气藏聚集带和4种复式油气富集区。这项“渤海湾盆地油气聚集区勘探理论和实践”,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通过实地勘察和进一步研究,他发现这个由第三纪形成的大陆裂谷盆地每个断陷自成一个单元,平面上呈环带分布,纵向上互相叠置,据此建立起渤海湾盆地油气分布模式。继而,童晓光提出油气勘探的范围要从复式油气聚集带扩大至复式油气富集区,并且针对富集区的类型,在断陷的不同部位和不同层系寻找可能发现的油气藏。这种“排查式”的开采方法,最终成就了该盆地成为中国最大产油盆地的地位。

  1983年,童晓光完成“中国东部陆相盆地地层岩性油藏分布规律及远景预测研究”,指出中国东部中新生代盆地特别有利于地层岩性油藏的形成,并通过对其分布规律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的隐蔽油藏勘探。该项成果获得石油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1989年,童晓光带领项目组来到新疆天山,他发展了前人多旋回盆地和两种体制、两个世代盆地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叠合盆地”的概念。他指出,塔里木盆地不仅存在不同性质盆地的叠合,还存在不同性质盆地的复合。叠合是指不同类型的盆地在纵向上的叠加,复合是指不同类型的盆地在平面上的组合,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油气系统和不同时代的油气成藏组合。在塔里木盆地,童晓光对石炭系东河岩成藏组合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在勘探中起了明显的指导作用,促进了东河砂岩油田的发现。他领导的“塔里木盆地油气分布规律和勘探方向”研究,获得了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新思路、新方法的指导下,塔里木石油勘探项目不但圆满成功,而且对长期发育的克拉通盆地的勘探具有现实意义。

开阔视野走出去

  中国石油工业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中国石油公司也可以去海外勘探。这些有远见的建议,促成了我国石油业的海外找油之路。

  大庆油田的发现使中国石油工业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第五大产油国。中国的石油不仅自给,而且成为重要的创汇之源。当时,人们对石油供给的形势普遍持乐观态度。然而童晓光院士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的石油工业不仅要请进来,而且要走出去。

  1985年,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发现了大油田,请童晓光去参观考察。这次考察让童晓光开阔了眼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童晓光说,“回来后,我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能发现大油田,有些地方的地质条件比中国的还要好;二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油田,我们中国公司也可以去勘探,而且有能力做,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勘探项目。”

  1988年,童晓光向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首次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建议。后来,他又以公开发表文章的形式将海外探油之路具体化。1992年年底,中石油成立了国际公司。

  1994年,当时已59岁的童晓光率领一个工作组开赴澳大利亚北面的一个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是个热带雨林茂密、原始森林成片的世外桃源,可美丽的风光却给来自中国的石油勘探人员带来大麻烦。由于林密树高,飞机无法在探测点降落。盘旋再三,也想不出任何的办法。井位不能定,怎么勘探石油?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当地的土著人帮忙,改用直升机将队员一个个吊下去。下到地面后,将定位点周围的树木都一棵棵砍去,这才开出一个临时的停机坪。队员们后来才知道,这种地方连当地人都从来不去,太危险了!

  为了发展我国石油勘探的海外项目,童晓光抓住机会就尽力争取。他说,“我们有同志在哈萨克斯坦听说阿克纠宾石油公司要出让一个勘探项目后,就给我打了报告。”当时这块油田有两个已经生产,有1块知道有油,但没生产。对已经生产的那两个油田,童晓光和外国公司的看法都差不多,关键在能不能正确评估那个尚未产油的油田的潜力。

  3月12日获得消息,3月30日前必须提交标书。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后,从乌鲁木齐飞到哈萨克斯坦的飞机对接不上。为了赶时间,童晓光他们只好坐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下来,项目组到哈萨克斯坦后已经是3月18日了。

  离交标书的时间只剩10来天!时间短、资料少、压力大……童晓光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看资料,写标书,终于在3月30日提交了中英俄3种语言的标书。“标书的报价关系到国家的利益。评估得不好,将是数亿元的损失。”童晓光说。2005年,该油田年产已达580万吨,成为我国重要的海外石油生产基地之一。

  1998年,童晓光从领导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对于中国石油界来说,他是一本百科全书,他对中石油海外的每一口井都非常熟悉。前两年中石油海外所有探井的井位全都经他审查过,新的项目评估、值不值得投资都是由他来审查。童晓光说,“这半年,公司的事务逐渐在减少,更能专心搞科研了。现在,我承担了国家的全球资源评价重大项目,因为我们对全球资源还不是很了解,做好这个项目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做选择。”

  做课题、带博士研究生、讲课,童晓光有做不完的事,干不完的活。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无私传授给石油地质勘探界的接班人,是童晓光今天的“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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